the moon and six pence: Yes we can

（節錄）沈可尚廖敬堯內心衝擊掛念災民
2009-08-17 中國時報葉宜欣／台北報導

耗費兩年心血，紀錄片《野球孩子》上映正好撞上八八水災，票房重挫不在話下，導演沈可尚、廖敬堯因見災情慘重，也一度無心宣傳。「颱風來第一天，我們還在花蓮，看了電視流下淚來，甚至不想說話了。」災民無家可歸，他們卻在冷氣房裡討論宣傳行程，內心產生巨大衝突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在剪接室等轉檔的時候，看到這則新聞，心有戚戚焉。每當這種時刻，不免懷疑自己的意義與價值，高中課文裡有一句話：「生無益於時，死無聞於後，是自棄也」，突然之間覺得電影是好後面的東西啊，是社會發展到某程度、人類溫飽之餘的幽微遐想、奢靡的實踐啊。我叼叼念念的僅是夢幻囈語，擺佈著所謂尷尬羞恥的人為情境，拿錢擲向不存在的水潭，意義在哪裡？波瀾不興，一片虛無。

離職後剛好有機會去那馬夏鄉當義工造屋，與其說是社會參與，不如說是都市人單純的想做些勞力，讓腦袋放空。待日出東山便上工，待日暮西山則下工，扒樹皮、鑿榫頭、榫孔、搬木頭、拉繩搭起架構。我感嘆義工團體、非營利組織在組織分配義工的職能上的無能，動腦筋想的都是，如何追求效能的最大化，而漠視參與這件事本身的意義。從第三天起，由民宿到工寮的路線已大致摸清，便不搭車，慢跑到工地，總之過了橋，在三民國中旁的小道右轉，循著豬圈、雞鴨寮一路下行，不會迷路。

某個晴朗的晚上，我們盡往山裡的產業道路鑽，口袋裡揣著香蕉，想尋找一處草地，躺著看星星。天真啊，那兒哪來都市裡修剪得宜的草坪啊，只有肆無忌憚長得比人高、很像蔥一般的雜草啊。於是我們就躺在產業道路的正中央，當然沒有路燈，全然的黯黑，頭頂上便是多到病態的星星，擁擠到連著名星座都無法辨識出的地步，只有看到星星動了，才明白，又被螢火蟲給矇騙了。

當時我們的工寮，在民族村。我們的借用的廁所，是民族村愛鄉協進會。清晨沿路快跑的山地孩子，是三民國中的學生。我們搭的木頭房子，在兩噸以上小貨卡就無法通行的，深深山重裡。

我不擔心那房子，主要樑柱皆是直徑超過30公分的老實樹木，病態多的斜撐，當時我們都說，9 級地震也別想拆了它。似乎也笑著提起土石流，那水泥打的筏式地基肯定撐不住，但整個房子就算滾下山，肯定還是一個整體。

我還是一點都不擔心那房子，只是，那民宿、道路、橋樑、豬圈、雞鴨寮、三民國中、清晨跑山路的孩子，就沒有這等好命了。然而我的志向、我的工作、所謂創作、所謂自己的聲音，有什麼意義？

戴立忍導演的「不能沒有你」，倒是結結實實的提供了某種回答。電影可以是有用的，提出訴求，呈現情感，那煽動感染力，就是電影入世的價值之一，它可以是威力強大的武器，令德國人感到亞利安人的優生榮耀（《奧林匹克》，由蕾尼·里芬斯坦拍攝的關於柏林1936年奧運的紀錄片），令中國人感到大國崛起榮光的北京奧運開幕式（張藝謀導演），也可以短小精悍卻惡狠狠大辣辣的叫喊：社會不公啊！

為了這種片子可以大搖大擺的宣傳發行上映，就值得給台灣拍手；為了內政部警政署、立法院、高雄戶政事務所、社會局、總統府前廣場都肯出借場地讓這部就是要攻訐他們的片子拍攝，更得誇獎；為了明明就當頭被賞了巴掌的政治人物觀後還能專文推薦，就覺得還不算沒救。影片為了讓主題的感染力極大化，鏡頭聚焦弱勢主角的這一方，表現出體制的顢頇無能。我卻企盼，鏡頭再橫搖過去一點，我想看到社會局那年輕職員的臉，因為在建立場景的時候戴導有刻意流了幾秒給那職員，臉上流洩的全是不忍與無力感。要是在主角提出他那卑微的企盼時，鏡頭搖過去一點，再看到那職員的臉，一定是淚流不止的。在公部門做事有多難，法制的箝制下個人如此無力，一個人又能改變什麼？

黑澤明的「生之欲」就是在問這個問題，而就有這樣的一個人，改變了一小部分的世界。